廣州西村街道環市西苑小區居民賈兆樓家的廚房裡,擺放著兩個垃圾桶,標識著餐廚垃圾的綠色桶內,分別裝著仔細分過類的垃圾。每天傍晚,賈兆樓把兩個垃圾袋分別投放到樓道的餐廚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。
  保潔員王志輝隨後會進行二次分揀,經街道配備的餐廚垃圾處理機分解成有機肥料,作小區綠化植被的肥料,或免費送給居民養花。
  賈家陽臺上擺滿了盆栽。“用的就是物業送的有機肥。”賈兆樓說,從家裡“走”出去的垃圾以另一種方式又回來了。
  2000年6月,廣州被列為全國8個“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”之一。去年8月,荔灣區西村街道引入企業市場化運作模式,以有害垃圾和低附加值垃圾回收處理為突破口,在垃圾減量化、資源化和無害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引來眾多關註。
  ●南方日報記者 劉進 見習記者 曹菲
  “收買佬”
  從“散兵游勇”到生力軍
  賈兆樓的陽臺上幾個空玻璃瓶整齊地排列著,現在有人上門回收這些廢品。王燕華就是那個上門收“垃圾”的人。王燕華還有另一個身份——西村街道垃圾分類服務隊員。像她一樣有著雙重身份的“收買佬”在街道一共有32人。
  去年8月,西村街道與廣州分類得環境管理有限公司(下稱“分類得公司”)合作,由街道提供場地,公司提供人力,成立了西村街垃圾分類促進中心(下稱“促進中心”)。也就是從那時起,這些曾是收廢品的“散兵游勇”變成了西村垃圾分類循環體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“生力軍”。
  促進中心社區項目部專員張敬棠說,低附加值的廢棄物被分類收集後送往“環保小屋”,經工作人員數據錄入後,再由專人定期收購。
  紅屋頂、白牆壁,貼有綠色垃圾分類宣傳標語的“環保小屋”,是廢棄物的中轉站。西村街道共有15個,每座小屋可服務居民500戶。張敬棠說,促進中心每逢周六、周日都會組織服務隊員在不同社區開展玻璃、大宗傢具、廢舊木頭、廢舊紡織物等低附加值廢棄物回收活動。
  賈兆樓說,家裡的廢舊電池、過期藥品等都投放到了樓下的有害垃圾回收箱里。記者在西村街行走,不時就能看到懸掛在牆上的紅色的有害垃圾回收箱,裡面裝著不少廢電池、舊燈管等有害垃圾。
  像這樣的有害垃圾回收箱在西村街道一共有169個,促進中心每隔3天會進行一次回收登記。同時,促進中心聯合西村街內五金店、藥房開展有害物質商鋪代收工作,增加居民有害物質投放途徑。
  據統計,今年上半年,西村街共回收舊木製品約80噸,廢玻璃約40噸、舊衣物約0.5噸、熒光燈管1100多根,過期藥品、電池等有毒物品240多斤。截至今年6月,低附加值廢棄物回收已穩定在每月35噸左右,基本實現了低附加值資源從垃圾源頭分流減量。
  三年探索
  分類試點一度遭遇瓶頸
  “3年多以前,西村是沒有進行垃圾分類的。”西村街道城管科一負責人說。2011年,按照廣州市統一安排,西村街道啟動垃圾分類宣傳倡導,為試點做準備的工作也在同步進行,街道組織專人選擇了一些在垃圾分類上先行的社區進行了考察學習。
  經過多次商討,西村街道決定在物業管理較成熟的嶺南灣畔小區、環市西苑小區、西村街肉菜市場和廣雅中學等4個單位率先進行試點。2012年5月,嶺南灣畔小區居民接到一紙通知,每戶可免費領取一個餐廚垃圾桶,西村垃圾分類工作正式進入實操階段。
  結果是令人遺憾的。“主動領取垃圾桶的住戶不到80%。推廣了半年,嶺南灣畔小區居民垃圾分類準確率仍達不到40%。”街道隨後又增加了向居民免費派送綠色的餐廚垃圾袋,並對袋子進行編號,以便對每袋垃圾的來源進行核查。物業還設計了給準確進行垃圾分類的居民發獎品,以激勵居民分類的熱情。但準確率一直徘徊在40%到50%之間,工作確實進入了瓶頸期。
  老社區的垃圾都是靠環衛工上門回收,而環衛工的工資也是從每戶繳納的每月15元的環衛費中支出。設置分類垃圾桶後,居民會拒交環衛費,將直接影響環衛工的薪酬待遇。直到企業加入後,西村街以源頭減量為目標,採取“先易後難”的路線,將低附加值廢棄物和有害垃圾的回收覆蓋整個社區,嘗試觸碰曾經不敢靠近的老社區。
  深層矛盾
  收運管理的現實困境
  西村街的探索只是廣州垃圾分類試點的一個縮影。據廣州市城管委分類處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,從2012年開始,廣州分別在多個街道引入“直收直運”、“按袋計量”、“專袋投放”和“統收統運”等分類模式進行了試點。
  “大多只推廣了半年到一年時間。”廣州市城管委分類處處長尹自永說,居民沒有養成垃圾分類的習慣、環衛工人作業不匹配、回收設備不足等,都是造成試點“短命”的原因。
  試點紛紛遭遇瓶頸,另一方面,化解垃圾圍城的形勢卻已經迫在眉睫。以廣州中心城區為例,每天需處理的垃圾量平均為10562噸,但中心城區現有的終處理設施的李坑焚燒發電廠,日處理能力僅為3000噸。
  歷經多年之後,為何推進垃圾分類工作仍然如此困難?兩年前,省社科院曾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。在一份調研報告中,將原因歸結為“路線紛爭、制度缺失和體系不完善”三個方面。
  在課題組組長、省社科院國學中心主任柯可看來,儘管時間已過去了兩年,上述問題仍然存在。雖然政府一直力推垃圾分類處理,但廣州的垃圾處理總體仍以燒埋為主、分類為輔,與該模式相配套的制度管理體系也沒有實質性的突破。
  柯可解釋,以燒埋為主的垃圾清潔路線更註重終端,如垃圾中轉站、焚燒廠、填埋場等設施的建設。除了焚燒發電以外,在垃圾處理過程中沒有產生任何經濟效益。而以垃圾分類為主、燒埋為輔的路線,在對垃圾進行燒埋之前,將其中的高低附加值資源、餐廚垃圾等進行回收利用,在前端就構建起垃圾回收循環經濟產業體系,最終進入燒埋環節的垃圾量將大大減少。
  尹自永也說,現在垃圾處理財政預算也是與混合收運模式相配套的,清運的垃圾越多,獲得的處理經費也就越多。垃圾分類處理後實現的減量化與此預算模式互相矛盾,垃圾減量意味著城管部門垃圾處理經費減少,自然缺乏推動此項工作的積極性。
  目前廣州市缺乏相應的垃圾分類回收的基礎設施,也是影響垃圾分類工作開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  企業參與
  構建循環經濟體系
  “垃圾分類工作需要打破政府包攬,加強企業參與度,讓利於民間。”柯可說,德國、日本等國家的經驗表明,要最大程度地提高垃圾分類及資源化的效率和市場價值,就必須形成一個分工協作、價值分享的產業化體系。其中,包括垃圾管理企業、垃圾分揀企業、垃圾清運企業和垃圾處理企業等多種市場主體。
  在柯可看來,企業參與西村街垃圾分類工作,就是引入市場力量參與垃圾分類的一次突破性嘗試。
  企業進駐西村街後,發揮熟悉市場和擁有回收渠道的優勢,首先在有害垃圾單獨收集和低附加值廢棄物集中收集上,建立起較為高效的資源回收體系。由於打通了渠道,在“西村試驗”中,居民、“收買佬”都可以直接從垃圾分類中獲益,民眾自覺分類的動力明顯提升。
  困難依然存在。尹自永承認,目前的財政預算無法與垃圾分類處理相配套,實行垃圾分類的同時如何激發城管部門、環衛工的積極性,仍是一個難題。
  柯可認為,從長遠利益來看,垃圾分類後大量資源被回收利用,流入燒埋環節的垃圾大大減少,這就意味著政府在燒埋後端處理上的投入將大大減少,從而極大地緩解了政府在垃圾處理財政投入上的壓力。
  “許多新技術、資本、從業人員都在民間,我們需要企業參與進來。”尹自永表示,政府主導、企業參與、市場運作、全民動員正是目前廣州推行垃圾分類的四個原則。
  根據今年7月廣州召開的垃圾分類處理動員大會,目前正向全市推廣的是“定時定點+誤時定點”垃圾分類投放模式,並力爭在今年內推廣至30%的社區。  (原標題:垃圾分類:廣州西村的市場化試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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